我们欺骗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欺骗别人

哲学家是最严谨的思想家，哲学家思考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既有非逻辑的方式，也有逻辑的方式，本文主要讨论其中最主要的那一种，即哲学思维。通过了解哲学家的思考方式，我们也可以改善自己的思考能力，避开思维误区。出现新的争议时，不假思索地就会快速站队，他们喜欢忠诚于群体而不是独立的推理，这是部落思维的缩影。

如哈佛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希在他的著作《我们成功的秘诀》中表明，进化论并不优先考虑独立思考。人类的成功不是因为原子个体的智慧，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将知识外包给部落。我们对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是盲目的。在寻找答案时，我们就像传说中的醉汉，只在有灯光的地方找钥匙。

这种聚光灯效应扭曲了我们的思维，限制了我们能够发现的想法。本文带你通过了解哲学家的思考方式，我们也可以改善自己的思考能力，避开思维误区、换上“智力癌症”，避免文化的磁铁绑架我们的信仰。

哲学家是最严谨的思想家。

他们与智力拳击手一样，通过思想的相互斗争来理解思想。 哲学家的分析风格是很有效的，因为思考过程非常“血腥”，我的朋友称他的风格为 “暴力思考”，他谈论思考就像士兵谈论审讯。他对思想进行无情的折磨，摇晃它们，抓住它们的喉咙，直到它们无法再呼吸，最终暴露出真实的一面。

他剖析思想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我初中班级里那个最聪明的孩子曾经做过的事情。在周末，他把电脑拆开，然后再装回去，这样他就能理解电脑的工作原理。不过，他很少按照原来的方法装复原电脑。

出于一种游戏的乐趣和对效率的追求，他寻找新的方法来重新配置机器。时不时地，他就会发现一个连设计者都没有考虑到的能改进性能的地方。即使他走到了死胡同，也总能学到一些关于计算机为什么会被做成这样的新知。

好的哲学家就像我中学时的朋友，但他们不是在玩电脑，而是在玩思想。 写作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敲键盘，而是因为他们把想法拆开，直到只剩下原子一样的元素。一旦想法被充分解构，他们就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

这一思考过程是通过写作完成的，我们通过写作浏览意识的朦胧迷宫。大多数道路都通向一个死胡同。但时不时地，直觉的罗盘会带来自上而下的计划性思维永远不会发现的启示。为此， 哲学家花在写作上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涉及打字。相反，是一种智力探索的形式，培育一个智力的胚胎，在发现一个想法的成熟形式的路上遇到各种路障。

重点在于，不管你阅读多少维基百科摘要，都不会让你对一个想法有全面的了解。只有当你有一个分层次的、立体的视角时才可能，而写作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一目的。

查理·芒格称这是 “真正的知识”和 ”司机的知识“之间的区别。他讲了一个关于马克斯·普朗克的寓言故事，在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到世界各地讲了关于量子力学的知识。在听了多次演讲后，司机问普朗克是否可以让他去做下一次演讲。普朗克说：“当然”。

起初，讲座进行得很顺利。但事后，听众中的一位物理学教授提出了一个后续问题，司机完全一头雾水。只有马克斯·普朗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拥有涉及讲座中的观点的背景知识。

从司机的故事中，我们了解到， 理解一个想法，不是记住一个想法，而是当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当你走过那些认真探索又最终放弃的道路时，你才能牢牢抓住一个想法，清楚地看到想法以及支撑这个想法的所有背景。

人们越是感到有压力，觉得要对每个问题都有看法，就会有越多的“司机知识”。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急于做出判断。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放弃了哲学的思维模式，而成为时髦观念的奴隶，对无意识的假设视而不见。

由于想法是无形的，人们低估了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一种时尚，就和衣服一样，它们与时俱进，揭示了他人的行为对我们决策的影响有多大。而且，这不仅仅是随大流的问题，即使是反主流文化的风格也有一致的套路。

这就是文化作为我们感知世界的操作系统的作用，当我们不为自己考虑时，它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嘲笑70年代的人曾经穿的东西，但如果照片中能看到想法，我们也会嘲笑我们的思维。

你下结论的速度越快，你就越有可能采取时髦的思维。那些没有独立推理工具的人通过听从有名望的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想法。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社会主流的立场，而不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

哈佛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希在他的著作《我们成功的秘诀》（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中为此奠定了实证基础。 他在书中表明， 进化论并不优先考虑独立思考。人类的成功不是因为原子个体的智慧，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将知识外包给部落。

在一个案例中，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和两岁半儿童的大脑在各种心理能力的子集上几乎没有区别，如工作记忆和信息处理。而 社会化学习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人类是如此高效的模仿者，人们甚至模仿他们所崇拜的人的动作风格，即使这些动作看起来没有必要，这大部分都是在意识之外发生的。

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模仿成功人士的行为，他们也复制成功人士的观点。亨利奇称这是 信息的 “顺应性传播” 。

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化学习是人类相对于灵长类动物的主要优势，用亨利奇的话说，是 “我们成功的秘密”。

但有时，这种一致性会失去控制。我们的想法变得像曾经的时尚潮流一样可笑。我怀疑互联网加快了新思想成为一种时髦的速度，加剧了这种风险。

鉴于此，我们的文化需要那些能够独立推理的人，像坚固的钢梁一样站在社会变革的风口上。他们是那些随大流的人的制衡力量。

独立性是有代价的，这一点在多个宗教中都有所体现。尽管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允许人们在受迫害的时候公开否认宗教信仰，但它们希望信徒在私下里尽可能地保持他们的信仰。但正如杜克大学教授蒂穆尔·库兰（Timur Kuran）所表明的，试图长期维持秘密宗教的人通常会放弃他们的信仰。

从心理学上讲，在公开场合伪造自己的信仰的负担太重，难以承受。这时， 文化的磁铁就会把我们拉进去，绑架我们的信仰。

沿着这些思路，如果说我在营销方面有什么心得的话，那就是重复与真理是无法区分的。人们接触到一个想法越多，就越有可能相信它。它越是时髦，就会得到更多的曝光。但一个想法很流行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就像In-N-Out汉堡店的秘密菜单一样， 最好的选择并不总是宣传的最多的那个 。

哲学家们被训练来寻找这些无意识的假设，并使它们变得显而易见。

从定义上看，我们对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是盲目的。在寻找答案时，我们就像传说中的醉汉，只在有灯光的地方找钥匙。这种聚光灯效应扭曲了我们的思维，限制了我们能够发现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们花了与研究地面本身一样多的时间研究聚光灯。

贸然下结论限制了你发现真相的能力，因为你不能只在聚光灯下下结论。哲学家们知道，每个想法都被包装在一个隐含的框架中。

实际上，像诺姆·乔姆斯基这样的作家认为，现代对言论的限制是隐性的，而不是明确的。根据法律，你几乎可以说任何东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可接受的意见范围内有一个框架，只允许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热烈的辩论。

这就是思想控制发生的方式。一种文化的假设决定了主流思维的孔径。 好的哲学家知道公理会塑造一个想法的最终形态，所以他们倾向于批判一个想法的前提（框架）而不是结论。

我的《你为什么是基督徒》一文展示了我用来拷问自己想法的过程。多年来，我认为人权的信仰与宗教没有关系，这是我无意识的假设。但当我研究了人权概念的思想基础后，我意识到我从基督教中继承了这一思想。只有在那时，我才看到我的假设的聚光灯如何扭曲了我的世界观。

而只有通过研究和自我对话，我才看到这些假设是如何像一个无形的认知监狱一样发挥作用的。直到我意识到我被锁住了，我才可以逃离教条的围墙，或者开始逃离。

可怕的是，就像一个在学校里和其他孩子穿同样衣服的青少年一样， 我无意识地接受了社会环境中的知识假设。只有与我最不同意的正统基督徒共度时光，我才看到我的世界观的短视。

幸运的是，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当你把自己限制在知识谱系的一端时，你就限制了你寻找真理的能力。

写《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说过，“ 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 ”这正是哲学家们所擅长的。

通过在激进的极端之间摇摆，你以真理的名义让思想相互交战。这样做，你将每个想法延伸到其逻辑结论。即使你持有激烈的观点（我认识的最好的思想家都是如此），你最好还是花时间与有智慧的人在一起，他们不怕挑战你的思维和揭示你无意识的假设。

智力上的优雅 是一个必要的告诫，因为它是通往认知领域的一个通道。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你就无法真正对他们诚实，他们会认为你是个坏人。对冷酷无情的报复的恐惧，无论多么微妙，都限制了你进行真实对话的能力。就像那个跌入各种死胡同的作家一样，除非你愿意承担智力风险，否则你无法尝试新的想法。

这就是智力上的优雅的作用。只有当别人对你有善意，并让你从怀疑中收益时，你才能完全推理出真相，探索可能有缺陷的有趣想法。

哲学和普通生活一样，最好以一种智力上的优雅态度来体验。“这个人可以教我什么？”比 “这个人怎么错了？”是更有成效的问题。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发掘我对人权的无意识的假设。如果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就不会发现真相。鉴于找到真相所花的时间，我为这一智力发现过程起了一个名字，“带着问题坐下来”。

现如今，人们急于得出结论，因为他们感到有压力要对每个话题立即发表意见。

每当新闻中出现新的争议时，他们就会快速站队，他们喜欢群体的忠诚度而不是独立的推理，这是部落思维的缩影。

前一天，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某个问题；第二天，他们在Instagram上发表热情洋溢的帖子，就像他们获得了关于这个主题的博士学位。更糟糕的是，他们被污染的怒火，比飞机上的冲水马桶还要响亮。与此同时，当我和真正的学者谈论问题时，他们从我问题的前提开始，而不是从他们的结论开始。他们也会直截了当地讨论权衡问题。最终，他们会说：“嗯，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有强烈的意见。毕竟，当有信念的人采取行动时，世界才会进步，而这往往是与共识的潮流相悖的。怀疑主义也可能是有代价的，我见过一些哲学家，他们对所有的主张都持怀疑态度，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已经麻痹了自己。

综上所述， 强烈的意见是你必须要争取的东西。你不是通过像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者一样在一天抢购，而是通过严格的写作和持续的对话。你不需要几十年的经验来对一个复杂的问题采取立场，但你肯定需要一些经验。

你给自己的思考时间越少，你就会越多地停留在随大流的观点上。关于这个想法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一位名叫罗伯特·特里弗斯的心理学家，他的大部分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他认为，人类的大脑是被设计来欺骗自己的。我们歪曲信息，使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好。

在他的《傻瓜的愚蠢》（The Folly of Fools）一书中，特里弗斯认为，人类智慧的核心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们的大脑同时被设计为寻找信息，并在获得信息后破坏这些信息。具体来说，我们的大脑进化到不是以真实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以帮助我们生存的方式来认识世界。 但是，一旦所有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大脑，我们就会忽视关键信息，相信有利于自己的假话。

通常，我们越是扭曲信息，我们就越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于是，我们为自己清晰的思维鼓掌，尽管我们通过一个有污点的服务于自我的棱镜来看世界。特里弗斯在总结自己的工作时曾说过 “ 我们欺骗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欺骗别人 ”。

特里弗斯和亨利希都让我们看到了自我欺骗是人性的结构性部分。人们在私下比在公共场所更诚实，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一点点的谎言可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只有通过从生物学上了解我们，才能在社会层面上提升我们的思维。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将永远谴责激进的思想家，尽管我们在历史书中颂扬哥白尼和马丁·路德这样的人（他们都攻击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正统观念）。西方思想史上充斥着关于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的危险性的警示故事。

在舒适的夜晚，当我有时间闲逛时，我喜欢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校园里散步。和许多大学一样，德克萨斯大学围绕着一座宏伟的钟楼而建，在校园的天际线上显得格外醒目。这座钟楼上刻着这样的话 “ 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自由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虽然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息，但它值得注意。追求真理是有后果的，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由于人们不喜欢他们的想法受到攻击，在文化焦点之外思考会有社会性的后果。这是西方哲学中最古老的课程之一，苏格拉底是最早遭到抵制的哲学家之一。

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尽管这带来了对不虔诚和道德败坏的指责。最终，他被判处死刑。尽管柏拉图称他是 “最聪明、最公正的人”，但 苏格拉底还是无法超越质疑文化教条的社会惩罚 。今天，哲学家们将苏格拉底的死亡神话为一种鼓励自由思考的文化的方式。

对不起，但 历史预示着你的许多基本信念是错误的，而且将来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嘲笑前人的想法很有趣，但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孙子不会反过来嘲笑我们。

即使历史是对未来的不断冲刺，人类的本性也不会改变，只有物理学定律更可预测。过去发生的事情会在未来发生：一次，一次，再一次。如果有机会，大多数人会无视历史的教训，惩罚下一个苏格拉底。

尽管在理论上听起来很吸引人，但人们在实践中却害怕像哲学家那样思考。社交媒体已经把许多人变成了公共关系专家，他们追求讨好大众而不是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沿着预先审查过的党派路线说话，而对前卫想法保持沉默。首先是对别人，然后是对自己。当你在网上说的任何话都可以通过谷歌搜索立即获得时，独立思考的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值得的。

有时候，我在想， 对冒犯他人的恐惧，是否促成了抽象艺术的流行。这些天来，似乎每座办公楼、会议中心和公寓大楼的墙上都挂着同样的抽象艺术，它反映了一种没有骨气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不敢表态，害怕在公共场合说一些大胆的话会引起反响。

在这种新计算方法的驱使下，一些艺术家得出结论，最好是什么都不说。用Twitter上一个人的话说——“ 任何有形式的东西都有意义，因此可能会引起争议。我们正在创造的世界将赞美无才能、无骨气、无形状、无意义的人 ”。

如果历史可以作为一种指标，社会共识已经定格在各种错误的想法上，人们不敢批评，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在每个重要话题上都要发表意见的压力推动了懒惰的思维，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其后果。只有通过扩大我们的知识视野和挑战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才能向廉价的论点的麻醉品开战。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识别出困扰我们文化和限制我们世界观的智力癌症。通过理性的双重原则，哲学家们在短期内冒着社会信用风险，但从长远来看改善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