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普莱斯 的这篇内容来自「成为更好的自己」语境,首要进入「认知升级」主题。它还会与 长期主义、创始人成长 形成交叉阅读。 阅读时建议先看结构化摘要,再顺着知识页和图谱继续下钻。
推荐理由:这篇文字以另外一个角度来阐述关于懒惰一词,让我们引发更多的思考,有的时候表面的表现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真正的内在表现,正如文中举得例子,不妨我们可以把懒惰这个关键词换成自私、贪婪等,都可以从另外一面去正常思考。以下正文:自2012年担任心理学教授以来,我见证了学生们的各种拖延行为:
有潜力的研究生申请者未能及时递交申请;博士候选人花费数月甚至数年修改同一篇论文草稿;还有一名学生甚至连续两个学期选修了我的同一门课程,但每次都没有提交任何作业。但我从未认为懒惰是罪魁祸首,事实上,我认为懒惰是不存在的。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我主要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情境和背景因素。
当你试图预测或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时,观察社会规范和个人背景通常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切入点。大多数情况下,情境限制对行为的预测力要远超个性、智力或其他个人特质。
因此,当我看到一名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屡屡错过截止日期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如意时,我会问自己:是什么情境因素在阻碍这个学生?当前有哪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在面对所谓的“懒惰”行为时,我更想问:还有哪些无形的障碍,阻止他们采取行动?
障碍总是存在的,关键是要认识到这些障碍的存在,并且正视它们的合理性。这通常是打破“懒惰”行为模式的第一步。用好奇而非批判的态度去回应一个人低效的行为,这一点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从我的朋友——作家兼活动家金伯利·隆霍费尔那里学到的。Kim致力于倡导社会接纳和帮助残障人士及无家可归者。
她的写作切中肯綮,是我见过的最具启发性、最能打破偏见的作品。这固然缘于Kim的睿智,但也源于她曾亲身经历过残障和无家可归的困境。正是Kim让我明白,不应该因为无家可归者想买酒或香烟就妄加评判。想象一下 :你失去了栖身之所,夜晚寒冷刺骨,世界处处充满敌意,时时处处都让人痛苦难当。
无论你是睡在桥洞下、帐篷里,还是在收容所中,都难以安然入眠。更别说你可能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在那种长期不适、过度刺激的环境下,渴求酒精或香烟完全可以理解。正如Kim向我解释的那样,如果你躺在冰天雪地里,喝点酒可能是让自己暖和起来、得以入睡的唯一办法。
如果你营养不良,抽几支烟或许是抑制饥饿感的唯一手段。如果你在应对这一切的同时,还要与毒瘾抗争,那么没错,你需要一些可以缓解戒断症状的东西,只为了活下去。很少有从未历过无家可归的人能如此换位思考。他们总爱对穷人的决定进行道德审判,或许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里得到些许安慰。
对许多人而言,认为无家可归者应为自己的苦难负部分责任,比正视那些造成苦难的情境因素要容易得多。当你不完全理解一个人的处境时,你就很容易对他们的行为强加上抽象而僵化的期望。所有无家可归者都应放下酒瓶去工作?别忘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饱受心理健康问题和身体疾病的折磨,还要不断争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别忘了,他们可能连续几周、几个月都无法获得良好的休息或营养。别忘了,即使是我在如此舒适安逸的生活中,我也经常隔几天就会渴望来一杯,或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消费。而你却评判他们懒,并且必须表现得更好?事实上,他们已经在竭尽全力了。我认识一些无家可归者,他们有全职工作,并且致力于照顾社区里的其他人。
许多无家可归者不得不频繁地与官僚系统打交道,与林林总总怀着善意却又居高临下的慈善机构打交道。无家可归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心力交瘁的事情。
所以,当一个无家可归者或穷人耗尽心力做出了所谓的“错误决定”,背后必定有着极为正当的理由。如果你无法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那是因为你没有完全了解他们所处的背景,就这么简单。我非常感谢Kim的文章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常被视为“懒惰”的表现:
拖延症 。人们总喜欢指责拖延者的行为。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眼中,推迟工作的确显得很懒惰。就连那些正在积极拖延的人,也可能将自己的行为误以为是懒惰。你明明应该做某件事,却迟迟不去做,这难道不意味着你意志薄弱、毫无动力、懒惰成性?几十年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
拖延是一种心理功能障碍,而非懒惰的结果。当一个人未能开始一个他们真正在意的项目时,通常是出于两种原因:这无关懒惰。事实上,当一项任务非常有意义,个人又很在乎把它做好时,反而更容易出现拖延。当你因为害怕失败而无法行动,或是根本不知从何开始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时,要拿出成果真的很难。
这与个人的意愿、动力或道德无关。拖延者可以强迫自己连续工作数小时;他们可以面对着一个空白文档,除了折磨自己什么也不做;他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内疚——但这些都无助于让他们更容易启动任务。事实上,急切地想要完成任务反而可能加重他们的压力,让开始变得更加困难。
解决之道恰恰在于找出阻碍拖延者的真正原因。如果主要障碍是焦虑,拖延者实际上需要的是离开电脑/书本/文档,去做些放松身心的事情。若是被他人贴上“懒惰”的标签,只会适得其反。
不过, 拖延的障碍往往在于执行功能方面的挑战 —— 他们难以将一项庞大的任务分解为一系列分立的、具体的、有序的步骤。我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就是一个执行功能的例子:从开题到数据收集再到最后答辩,前后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所以能相对轻松、快速地完成论文,是因为我明白自己必须:
4 根据预先制定的时间表,每天完成论文的一个部分,一点一点地推进。没有人教我如何将任务细分,也没有人必须强迫我遵守时间表。以这种方式完成任务,与我善于分析、专注力超群的大脑的运作方式非常契合。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天赋。他们需要外部的结构来维持写作——例如,和朋友定期举行写作小组会议,以及由他人设定的截止日期。
面对一个庞大的项目时,大多数人希望得到如何将其分解为更小任务的建议,以及一个完成的时间表。为了跟踪进度,大多数人需要一些组织工具,如待办事项清单、日历、记事本或教学大纲。需要这些工具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懒惰,只是意味着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越是接纳这一点,就越能帮助他们茁壮成长。
我有一个学生经常逃课。有时我会看到她在上课前徘徊在教学楼附近,看起来疲惫不堪。上课铃响了,她却没有出现。即使来上课,她也显得有些离群;总是坐在教室后排,眼神低垂,精神不振。小组讨论时她会参与,但从不在全班范围内发言。许多同事会认为这个学生懒惰、缺乏组织性或冷漠。
我知道他们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听过他们如何谈论表现不佳的学生。他们的言语和语气中常常充满愤怒和怨恨——为什么这个学生不认真对待我的课?我的课程中有一个关于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环节。课堂上,我和学生们讨论了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种种不公判断:抑郁症常被视为懒惰,情绪波动被描述为一种操纵手段,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则被认定无能或危险。
那个安静的、偶尔逃课的学生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这个讨论。下课后,当其他人陆续离开教室时,她特意留了下来,要求和我谈谈。她向我吐露,自己正在与精神疾病作斗争,并积极寻求治疗。她忙于接受治疗、调整药物,同时还要应对种种副作用。有时,她甚至无法离开家门,或在教室里静坐数小时。
她不敢告诉其他教授,这正是她缺课和偶尔作业延迟的原因;她担心他们会认为她只是在用疾病作借口。但她信任我,相信我会理解她的处境。我确实理解。我也为这个学生被迫承担自己症状的责任而感到愤怒。她需要平衡全部课程、兼职工作,以及坚持心理健康治疗。
尽管如此,她仍有能力觉察自己的需求,并与他人沟通。在我看来,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斗士,而非什么懒惰的人。我当面这样告诉了她。自那以后,她选修了我更多的课程。我看着她慢慢地走出自己的壳。到了大三和大四,她已是课堂上积极而坦诚的发言者——她甚至决定向同学们公开自己的精神疾病。
课堂讨论时,她挑战我的观点,提出了极其精彩、发人深省的问题。她与我们分享了媒体报道和时事中与心理学相关的大量实例。当她感到状态不佳时,她会告诉我,而我也允许她缺课。包括心理学系的其他教授在内,很多人仍然对她持批判态度。但在一个能认可并正视她所面临障碍的环境中,她变得越来越优秀。
多年来,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无数其他被低估的学生,仅仅因为他们生活中的障碍没有被视为正当合理。有一位患有强迫症的年轻人总是迟到,因为强迫症状有时会让他短暂地不能行动。有一位虐待关系中的受害者,每周在上我的课前都在心理治疗中努力治愈心理创伤。
还有一位年轻女性被同校学生侵犯——在学校调查期间,她不得不继续与那名学生一起上课。这些学生都主动来找我,分享他们的困扰。因为我在课上讨论过精神疾病、创伤和污名化,他们知道我会理解他们的处境。在一些适当的帮助下,他们在学业上焕发了光彩。他们重拾自信,敢于尝试曾让他们望而生畏的作业,成绩节节攀升,开始考虑申请研究生院和实习机会。
我由衷地钦佩他们。回想大学时代的自己,我远没有现在这般自我觉察。那时的我甚至还没开始学习如何寻求帮助,而这后来也成为了我毕生的事业。遗憾的是,面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我的一些心理学教授同事并非总能以善意对待。尤其是一位同事,他以从不提供补考、从不允许迟到而臭名昭著。
不论学生处于何种境况,她对自己的要求都毫不动摇。在她眼中,没有什么障碍是不可逾越的。学生们在她的课上备受折磨。他们为自己的性侵史、焦虑症状、抑郁发作感到羞耻。当一个在她课上表现不佳的学生在我这里取得良好成绩时,她还会心存怀疑。我个人认为,任何教育工作者对本应全心服务的对象如此敌视,都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而当施加这种恐怖的,偏偏是一名心理学家时,就更令人愤慨了。每每谈起此事,这其中的不公和无知都令我泪流满面。尽管这种态度在许多教育圈子里司空见惯,但没有任何学生理应遭受这样的对待。我深知,教育工作者们往往没有被教导去反思学生们看不见的障碍何在。
一些大学甚至以拒绝为残障或精神疾病学生提供便利而沾沾自喜——他们错把残酷无情当作了学术严谨。而且,由于大多数教授都曾轻松取得学业上的成功,他们很难设身处地为那些面临执行功能障碍、感官过载、抑郁、自残史、成瘾或饮食失调困扰的学生着想。我看得见导致这些问题的外部因素。
正如“懒惰”的行为并非主动选择一样,我明白,那些批判、精英主义的态度往往源于对他人处境的无知。这正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我希望唤醒各级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如果一个学生在苦苦挣扎,他们多半不是在刻意为之。他们可能想把事情做好,可能正在竭尽全力。
更广而言之,我希望所有人在面对那些一开始让人想贴上“懒惰”或“不负责”标签的个体时,都能怀着好奇与共情去看待。如果一个人无法起床,一定有什么在令他们精疲力竭。如果一个学生不写论文,作业中一定有他们无法独立完成的部分。如果一个员工频频错过截止日期,一定有什么让条理规划和按时完成变得困难重重。
即便一个人在主动选择自我放纵,背后也必有缘由——或是在克服某种恐惧,或是某种需求未能满足,抑或是自尊的匮乏得以表现。人们并不会主动去选择去失败或让他人失望。没有人想感到无能、冷漠或一事无成。如果你看着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或不作为),却只看到懒惰,那你就忽略了关键的细节。
凡事皆有缘由,障碍无处不在。它们或许不那么显而易见,在你看来不那么正当,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请再仔细看看吧。也许,你以前未能用这种眼光去看待他人的行为,那没关系,现在的你不妨试试看。
懒惰不存在,存在看不见的障碍。
推荐理由:这篇文字以另外一个角度来阐述关于懒惰一词,让我们引发更多的思考,有的时候表面的表现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真正的内在表现,正如文中举得例子,不妨我们可以把懒惰这个关键词换成自私、贪婪等,都可以从另外一面去正常思考。以下正文:自2012年担任心理学教授以来,我见证了学生们的各种拖延行为:
有潜力的研究生申请者未能及时递交申请;博士候选人花费数月甚至数年修改同一篇论文草稿;还有一名学生甚至连续两个学期选修了我的同一门课程,但每次都没有提交任何作业。但我从未认为懒惰是罪魁祸首,事实上,我认为懒惰是不存在的。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我主要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情境和背景因素。
当你试图预测或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时,观察社会规范和个人背景通常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切入点。大多数情况下,情境限制对行为的预测力要远超个性、智力或其他个人特质。
因此,当我看到一名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屡屡错过截止日期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如意时,我会问自己:是什么情境因素在阻碍这个学生?当前有哪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在面对所谓的“懒惰”行为时,我更想问:还有哪些无形的障碍,阻止他们采取行动?
障碍总是存在的,关键是要认识到这些障碍的存在,并且正视它们的合理性。这通常是打破“懒惰”行为模式的第一步。用好奇而非批判的态度去回应一个人低效的行为,这一点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从我的朋友——作家兼活动家金伯利·隆霍费尔那里学到的。Kim致力于倡导社会接纳和帮助残障人士及无家可归者。
她的写作切中肯綮,是我见过的最具启发性、最能打破偏见的作品。这固然缘于Kim的睿智,但也源于她曾亲身经历过残障和无家可归的困境。正是Kim让我明白,不应该因为无家可归者想买酒或香烟就妄加评判。想象一下 :你失去了栖身之所,夜晚寒冷刺骨,世界处处充满敌意,时时处处都让人痛苦难当。
无论你是睡在桥洞下、帐篷里,还是在收容所中,都难以安然入眠。更别说你可能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在那种长期不适、过度刺激的环境下,渴求酒精或香烟完全可以理解。正如Kim向我解释的那样,如果你躺在冰天雪地里,喝点酒可能是让自己暖和起来、得以入睡的唯一办法。
如果你营养不良,抽几支烟或许是抑制饥饿感的唯一手段。如果你在应对这一切的同时,还要与毒瘾抗争,那么没错,你需要一些可以缓解戒断症状的东西,只为了活下去。很少有从未历过无家可归的人能如此换位思考。他们总爱对穷人的决定进行道德审判,或许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里得到些许安慰。
对许多人而言,认为无家可归者应为自己的苦难负部分责任,比正视那些造成苦难的情境因素要容易得多。当你不完全理解一个人的处境时,你就很容易对他们的行为强加上抽象而僵化的期望。所有无家可归者都应放下酒瓶去工作?别忘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饱受心理健康问题和身体疾病的折磨,还要不断争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别忘了,他们可能连续几周、几个月都无法获得良好的休息或营养。别忘了,即使是我在如此舒适安逸的生活中,我也经常隔几天就会渴望来一杯,或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消费。而你却评判他们懒,并且必须表现得更好?事实上,他们已经在竭尽全力了。我认识一些无家可归者,他们有全职工作,并且致力于照顾社区里的其他人。
许多无家可归者不得不频繁地与官僚系统打交道,与林林总总怀着善意却又居高临下的慈善机构打交道。无家可归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心力交瘁的事情。
所以,当一个无家可归者或穷人耗尽心力做出了所谓的“错误决定”,背后必定有着极为正当的理由。如果你无法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那是因为你没有完全了解他们所处的背景,就这么简单。我非常感谢Kim的文章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常被视为“懒惰”的表现:
拖延症 。人们总喜欢指责拖延者的行为。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眼中,推迟工作的确显得很懒惰。就连那些正在积极拖延的人,也可能将自己的行为误以为是懒惰。你明明应该做某件事,却迟迟不去做,这难道不意味着你意志薄弱、毫无动力、懒惰成性?几十年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
拖延是一种心理功能障碍,而非懒惰的结果。当一个人未能开始一个他们真正在意的项目时,通常是出于两种原因:这无关懒惰。事实上,当一项任务非常有意义,个人又很在乎把它做好时,反而更容易出现拖延。当你因为害怕失败而无法行动,或是根本不知从何开始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时,要拿出成果真的很难。
这与个人的意愿、动力或道德无关。拖延者可以强迫自己连续工作数小时;他们可以面对着一个空白文档,除了折磨自己什么也不做;他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内疚——但这些都无助于让他们更容易启动任务。事实上,急切地想要完成任务反而可能加重他们的压力,让开始变得更加困难。
解决之道恰恰在于找出阻碍拖延者的真正原因。如果主要障碍是焦虑,拖延者实际上需要的是离开电脑/书本/文档,去做些放松身心的事情。若是被他人贴上“懒惰”的标签,只会适得其反。
不过, 拖延的障碍往往在于执行功能方面的挑战 —— 他们难以将一项庞大的任务分解为一系列分立的、具体的、有序的步骤。我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就是一个执行功能的例子:从开题到数据收集再到最后答辩,前后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所以能相对轻松、快速地完成论文,是因为我明白自己必须:
4 根据预先制定的时间表,每天完成论文的一个部分,一点一点地推进。没有人教我如何将任务细分,也没有人必须强迫我遵守时间表。以这种方式完成任务,与我善于分析、专注力超群的大脑的运作方式非常契合。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天赋。他们需要外部的结构来维持写作——例如,和朋友定期举行写作小组会议,以及由他人设定的截止日期。
面对一个庞大的项目时,大多数人希望得到如何将其分解为更小任务的建议,以及一个完成的时间表。为了跟踪进度,大多数人需要一些组织工具,如待办事项清单、日历、记事本或教学大纲。需要这些工具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懒惰,只是意味着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越是接纳这一点,就越能帮助他们茁壮成长。
我有一个学生经常逃课。有时我会看到她在上课前徘徊在教学楼附近,看起来疲惫不堪。上课铃响了,她却没有出现。即使来上课,她也显得有些离群;总是坐在教室后排,眼神低垂,精神不振。小组讨论时她会参与,但从不在全班范围内发言。许多同事会认为这个学生懒惰、缺乏组织性或冷漠。
我知道他们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听过他们如何谈论表现不佳的学生。他们的言语和语气中常常充满愤怒和怨恨——为什么这个学生不认真对待我的课?我的课程中有一个关于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环节。课堂上,我和学生们讨论了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种种不公判断:抑郁症常被视为懒惰,情绪波动被描述为一种操纵手段,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则被认定无能或危险。
那个安静的、偶尔逃课的学生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这个讨论。下课后,当其他人陆续离开教室时,她特意留了下来,要求和我谈谈。她向我吐露,自己正在与精神疾病作斗争,并积极寻求治疗。她忙于接受治疗、调整药物,同时还要应对种种副作用。有时,她甚至无法离开家门,或在教室里静坐数小时。
她不敢告诉其他教授,这正是她缺课和偶尔作业延迟的原因;她担心他们会认为她只是在用疾病作借口。但她信任我,相信我会理解她的处境。我确实理解。我也为这个学生被迫承担自己症状的责任而感到愤怒。她需要平衡全部课程、兼职工作,以及坚持心理健康治疗。
尽管如此,她仍有能力觉察自己的需求,并与他人沟通。在我看来,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斗士,而非什么懒惰的人。我当面这样告诉了她。自那以后,她选修了我更多的课程。我看着她慢慢地走出自己的壳。到了大三和大四,她已是课堂上积极而坦诚的发言者——她甚至决定向同学们公开自己的精神疾病。
课堂讨论时,她挑战我的观点,提出了极其精彩、发人深省的问题。她与我们分享了媒体报道和时事中与心理学相关的大量实例。当她感到状态不佳时,她会告诉我,而我也允许她缺课。包括心理学系的其他教授在内,很多人仍然对她持批判态度。但在一个能认可并正视她所面临障碍的环境中,她变得越来越优秀。
多年来,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无数其他被低估的学生,仅仅因为他们生活中的障碍没有被视为正当合理。有一位患有强迫症的年轻人总是迟到,因为强迫症状有时会让他短暂地不能行动。有一位虐待关系中的受害者,每周在上我的课前都在心理治疗中努力治愈心理创伤。
还有一位年轻女性被同校学生侵犯——在学校调查期间,她不得不继续与那名学生一起上课。这些学生都主动来找我,分享他们的困扰。因为我在课上讨论过精神疾病、创伤和污名化,他们知道我会理解他们的处境。在一些适当的帮助下,他们在学业上焕发了光彩。他们重拾自信,敢于尝试曾让他们望而生畏的作业,成绩节节攀升,开始考虑申请研究生院和实习机会。
我由衷地钦佩他们。回想大学时代的自己,我远没有现在这般自我觉察。那时的我甚至还没开始学习如何寻求帮助,而这后来也成为了我毕生的事业。遗憾的是,面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我的一些心理学教授同事并非总能以善意对待。尤其是一位同事,他以从不提供补考、从不允许迟到而臭名昭著。
不论学生处于何种境况,她对自己的要求都毫不动摇。在她眼中,没有什么障碍是不可逾越的。学生们在她的课上备受折磨。他们为自己的性侵史、焦虑症状、抑郁发作感到羞耻。当一个在她课上表现不佳的学生在我这里取得良好成绩时,她还会心存怀疑。我个人认为,任何教育工作者对本应全心服务的对象如此敌视,都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而当施加这种恐怖的,偏偏是一名心理学家时,就更令人愤慨了。每每谈起此事,这其中的不公和无知都令我泪流满面。尽管这种态度在许多教育圈子里司空见惯,但没有任何学生理应遭受这样的对待。我深知,教育工作者们往往没有被教导去反思学生们看不见的障碍何在。
一些大学甚至以拒绝为残障或精神疾病学生提供便利而沾沾自喜——他们错把残酷无情当作了学术严谨。而且,由于大多数教授都曾轻松取得学业上的成功,他们很难设身处地为那些面临执行功能障碍、感官过载、抑郁、自残史、成瘾或饮食失调困扰的学生着想。我看得见导致这些问题的外部因素。
正如“懒惰”的行为并非主动选择一样,我明白,那些批判、精英主义的态度往往源于对他人处境的无知。这正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我希望唤醒各级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如果一个学生在苦苦挣扎,他们多半不是在刻意为之。他们可能想把事情做好,可能正在竭尽全力。
更广而言之,我希望所有人在面对那些一开始让人想贴上“懒惰”或“不负责”标签的个体时,都能怀着好奇与共情去看待。如果一个人无法起床,一定有什么在令他们精疲力竭。如果一个学生不写论文,作业中一定有他们无法独立完成的部分。如果一个员工频频错过截止日期,一定有什么让条理规划和按时完成变得困难重重。
即便一个人在主动选择自我放纵,背后也必有缘由——或是在克服某种恐惧,或是某种需求未能满足,抑或是自尊的匮乏得以表现。人们并不会主动去选择去失败或让他人失望。没有人想感到无能、冷漠或一事无成。如果你看着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或不作为),却只看到懒惰,那你就忽略了关键的细节。
凡事皆有缘由,障碍无处不在。它们或许不那么显而易见,在你看来不那么正当,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请再仔细看看吧。也许,你以前未能用这种眼光去看待他人的行为,那没关系,现在的你不妨试试看。
懒惰不存在,存在看不见的障碍。